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可划分为兴起、升级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1991年以前是第一阶段，大多数表现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这便是信息经济。

  1991年，因特网开始商业化，人类开启了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使信息通信技术普遍的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所有的领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平台，社会中的各个主体实现了相互连通，信息经济升级为网络经济。

  2010年，以AI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革命爆发，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5G、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了信息技术产业即数字产业化的步伐，同时，新一代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进入深度融合阶段，这种融合形成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经济阶段。

  10月21日，智酷 394 期，湖南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易棉阳教授分享《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连辉教授点评，北京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主持。

  谢谢王俊秀老师的邀请，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朋友的关注。今天我将利用50分钟左右的时间，与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数字经济史》这本书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数字经济的理论认知实际上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例如，1988年，日本电信总裁关本忠弘在东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数字革命”这一概念。他精确指出，未来的信息表达将基于0和1的二进制形式。

  到了1992年，赫德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吉尔德在英国《经济学史》周刊上发表文章，预测“数字技术，将是带动今后十年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学者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并不落后于世界。1993年，袁正光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第4期发表了题为《数字革命：一场新的经济战》的文章，主要讨论了90年代世界数字技术的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怎么样应对数字技术革命。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96年，美国IT咨询专家泰普斯科出版了《数字化的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与危机》一书。在这本书中，泰普斯科首次提出了“数字化的经济”这一完整的概念，因此被誉为“数字化的经济之父”。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在全世界内获得了广泛共识。然而，到今天也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将数字化的经济的理论起点误认为是数字化的经济实践的起点。实际上，理论通常是滞后于实践。也就是说，数字化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先于数字化的经济概念的提出。因此，许多人认为数字化的经济始于1996年，认为其历史较短，不足以构成历史。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数字化的经济实践的早期发展，将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混为一谈。

  那么数字化的经济现在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几个数据，在2002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的规模为1.2万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总量的10.3%。而到了2023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为53.9万亿元，数字化的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占GDP的66.45%。

  正因为数字经济的显著增长和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习在2022年《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强调，数字经济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其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为数字经济对国家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党和国家近年来一直高度重视其发展。习在2021年10月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这表明了对理论研究的重视。

  那么，数字经济与经济史有一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经济史学界，普遍认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头，即理论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实际上，经济理论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提炼，二是演绎，演绎建立建设基础上，而假设仍然基于对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抽象。

  既然数字经济史是数字经济理论的源头，要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要加强对数字经济历史的研究。然而，目前数字经济发展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这直接导致了数字经济理论研究的不足。这种薄弱表现在对数字经济最基本的概念上，即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例如，中国和美国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就不完全相同。

  由于定义上的差异，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因国家而异，导致各国对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标准不一致。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哪些内容应该被计入数字经济，哪些内容不应该计入？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数字经济的基本理论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在比较两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时，由于各国统计依据和标准的差异，这一过程实际上颇具挑战。这反映出尽管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关于其最基本的定义、包含的内容以及核算方式等理论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鉴于数字经济史是数字经济理论的源头，且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我本人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背景，我们萌生了撰写一部数字经济史的想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2022年6月，我们完成了这部著作，并交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令人欣慰的是，到了2023年11月，这部学术性著作的畅销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对于一部兼具历史性质的学术作品来说。

  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个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级规划。该规划开篇即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这一论断标志着人类经济形态已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现已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换言之，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并列，成为当前的一种主要经济形态。

  在本书开篇的第一章，我们从人类经济形态演化的大历史视角出发，探讨数字经济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试图回答，为何数字经济在今天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经济形态。实际上，经济形态的演化本质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工业革命，人类可能仍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人类才得以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并进一步迈向数字经济时代。

  那么为什么现在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实际上是基于当前所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已经经历了四次，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再到第三次，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前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或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其产生的影响远超前三次革命。这种巨大的影响体现在它支撑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形态。这是技术进步的体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由此引发的技术创新，将人类推向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内涵大体一致。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极强的渗透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和机械动力的产生，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革命，它们的渗透性有限，主要局限于生产领域，难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难以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这些技术革命的应用范围，仅局限于工业领域。而数字技术则不同，它能够渗透到各行各业，从而推动了数字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除了工业领域之外，，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在农业、第三产业、人民生活以及社会治理等其他领域的渗透力非常强。这种渗透，不仅加速了数字产业化，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数字化。如今，人们离开数字技术难以正常生活，政府离开数字技术将面临治理成本的提高，工业企业若脱离数字技术甚至可能难以生存。这种颠覆性和全局性的影响是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所不具备的。比如，以手机技术为例，它是数字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手机产业链的巨大发展。

  1986年，1G技术在美国诞生，摩托罗拉是当时的主导者。1G技术实现了移动电话的语音传播，使得人们能够摆脱固定电话的束缚，实现移动通讯。在此之前，语音传播主要依靠固定电话。

  1991年，我们进入了2G时代，诺基亚成为这一时代的领导者。2G技术不仅支持语音通话，还可以发送短信，这改变了人类千百年来依靠书信的通讯方式。人们不再需要纸和笔写信，而是可以通过手机进行文字交流。

  2001年，3G时代的到来使得手机能够传输图片和视频，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拍照并即时分享，这逐渐取代了传统相机的功能，同时也能够录制视频。苹果公司在这一时代扮演了主导角色。

  到了2010年，4G技术的普及使得手机能够支持在线游戏、观看电影和进行视频会议等。

  从1G到2G，再到3G、4G，乃至5G，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例如，移动端的视频观看需求催生了新的音视频产业，传统的电视观看习惯逐渐被手机和车载音频所取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通讯方式，还催生了新型的音视频产业形态，如车载音视频系统，这些产业在没有相应技术支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目前，我们正步入6G时代，信号将更加稳定。自4G时代以来的十年间，我们还见证了可穿戴设备的兴起，这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

  以智能手表为例，这类设备能够测量人体体征、记录运动步数，它们可以穿戴在人身上，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业态。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为数字孪生技术的重要工具之一。

  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形态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结构的演进。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形态演化的关键因素。如果技术进步缓慢，则经济形态的演化也会相应缓慢。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长期处于农业经济时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工业革命的推动。因此，技术进步在农业领域的局限性导致了农业经济形态难以发生突变。技术进步的缓慢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的总量规模有限。

  以水稻为例，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产品是粮食。在中国，秦汉时期水稻的亩产大约为100斤，隋唐时期提高到约150斤，两宋时期约为220斤，明清时期大约为300斤。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亩产也仅为400斤左右。然而，如今我们的亩产量能够突破1000斤，这一显著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

  农业产量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种业革命，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在农业生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正如俗话所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它们对提高农业产量起到了关键作用。农药和化肥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实际上，农业产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技术进步的结果。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技术的进步速度显著加快。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这意味着，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百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量，相当于过去所有时代生产的农产品总和，这体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

  进入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其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产量增加甚至超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有希腊学者指出，在人类6000年的历史中，近30年所开发的知识、技术和信息总量与前5970年的总量相等。这表明，近30年内，新技术的开发速度是过去199倍。过去需要200年才能开发的技术，现在可能只需要一年，这是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在中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济总量增长了数百倍。有统计显示，现在一天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建国初期一年的财政收入，当然，这还未剔除物价因素。

  因此，人类经济形态的演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再进入到数字经济，这一过程同样是不可逆的。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或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支撑，技术竞争成为数字经济竞争的主要焦点。鉴于数字经济与国家大局息息相关，成为综合实力的体现，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是数字经济的竞争。数字经济基于数字技术，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在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主要针对新一代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芯片。

  为何近年来中国的工科，尤其是新工科强势崛起。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现状所决定。

  尽管数字经济有多种定义，但通过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将其本质概括为一句话：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所形成的经济形态。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本身可以产业化，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数字产业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产业已经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新动力。第二层含义是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深入到每一个领域，都会对这些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促使它们形成新的业态和模式。这种由于数字技术应用而形成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就是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应用加速了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的部分就是该产业的数字化部分。

  例如，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形成了数字农业，这使得农业有了新增量，这部分新增量就是农业领域的数字化的经济。当数字技术应用于工业领域，比如智能制造，它为工业带来了新的增加值，这就是工业领域的数字化。同样，当数字技术应用于服务业，如电子商务，它就构成了服务业的数字化部分。

  数字化的经济本质上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产业数字化的基础，没有信息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有数字技术的应用。因此，技术构成了数字化的经济的基石。信息技术通常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互联网等，这些都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范畴。信息通信产业是信息技术中最早的形态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莫尔斯发明的电报，尤其是电报的发明标志着现代通信业的起步，这也是现代数字化的经济的起点。没有电话电报业的产生，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在过去近200年的时间里，信息技术经历了四代发展。第一代是19世纪的电话电报。第二代是基于此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46年，但当时的计算机主要用于军事领域。直到20世纪70年代，家庭电脑的出现才真正具有颠覆性影响，因为在此之前，计算机并未普及到家庭和个人用户。只有当计算机成为消费品，其产业化规模才能实现总量的扩张。如果计算机仅限于公共部门使用，而非消费品，那么其产业化规模将非常有限，无法实现总量的大幅增长。

  以高铁技术为例，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实力。然而，尽管高铁技术强大，它本身并不是消费品，因此其经济规模相对有限。相比之下，石化产品、烟草、服装和纺织等行业，尽管技术含量不高，但由于它们是消费品，其市场规模和产量可以非常庞大。同样，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个人化是其成为重要数字产业的关键。只有当计算机从仅限于公共部门使用的设备转变为家庭和个人可以消费的产品时，计算机产业的规模才能实现显著扩张。

  互联网是数字产业化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互联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初仅用于军事领域。其颠覆性的变革发生在1991年，当时因特网实现了商业化，变得可供家庭使用。从那时起，网络成为了一种新的商业平台，推动了众多产业的发展。例如，网络技术的进步首先需要光纤技术，光纤相当于网络的血脉，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同样，路由器等网络设备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实现商业化和家庭化，那么这些产业的市场就会非常有限，相应的光纤产业和路由器等制造业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产业。

  第四代则是新一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经历了四代发展，每一代都为数字产业化贡献了力量，构成了数字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数字产业化正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基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数字化的经济百年历史的缩影。

  目前，我们对数字化的经济的理解更多地集中在产业数字化这一部分，即数字技术的应用。虽然应用部分只有20到30年的历史，但支撑这些应用的信息技术进步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将数字化的经济的历史推回到19世纪。这就是我们对数字化的经济历史的理解。

  在对一百多年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长时段、整体性考察时，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期，以便把握历史规律和看清历史大势。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1年互联网商业化之前。在这个阶段，数字化的经济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我们称之为信息经济。1991年之前的数字化的经济主要由电子制造业、电信业、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构成，主要表现为电脑、电信和软件等产品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91年互联网商业化之后。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电脑能够通过网络连接成一个整体，信息传播通过网络能够及时地输送到各个终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商业巨头们意识到信息的价值，通过网络迅速、及时、快速地传递商品信息，从而进行商品交易。信息技术首先应用于商业领域，并迅速成为商业领域的最新和最主要的形态，即电子商务。因此，信息经济不仅包括第一阶段的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化部分，还包括由网络带来的电子商务。网络技术的普及和进步推动了电脑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经济升级为网络经济。

  第三阶段是2010年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2010年人工智能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2016年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标志着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了人类。人工智能的应用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对传统产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传统产业形态迅速被淘汰，新的产业形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技术迭代推动了业态的迭代。近十多年来，数字产业化的步伐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速度快，而且对人类的取代也非常迅速。

  现在很多新兴产业都是过去我们未曾见过的。例如，车载音视频和移动音视频设备、可穿戴设备等，这些都是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而新兴的产业。过去，我们认为电视产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但随着移动音视频的兴起，电视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这些新兴产业是我们在过去所未曾预见的。

  再比如，近两年来，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开发大型人工智能模型，从前年的“百模大战”到去年的“千模大战”，如今可能已经进入了“万模大战”。这些大型模型实际上是将人工智能的功能进行整合，不再是单一化的应用，而是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广度进一步扩展，深度进一步加深。特别是，这些大型模型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了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产业——大型模型产业。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开发自己的大型模型，如音视频领域、交通领域、医疗领域、教育领域等都有各自的大型模型。在教育领域，甚至有教学大模型、学生管理大模型、学校管理大模型等。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大模型本质上就是软件。随着这些新型软件的出现，原有的传统软件将逐渐被淘汰。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不仅加速了这些行业的融合速度，还催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因此，数字化的经济已经超越了网络经济的范畴，进入了新经济阶段。

  那么新经济跟网络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尽管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但网络经济时代主要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商业领域，即数字产业化，主要表现为电子商务。在商业领域之外，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对有限，因此数字产业化的规模也相对有限。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商业经历了颠覆性的变化。在网络经济时代，传统商业仅仅是融入了一些新技术，其本质并未改变。然而，到了2010年之后，传统产业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业态取代了过去的业态。可见，数字化的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新经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这三个阶段三种形态构成了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

  因此，我们的这本书依据这一逻辑，共分为六章，详细阐述了数字化的经济从信息经济到网络经济，再到新经济的演进历程。

  第一章探讨人类经济形态的演化史，涵盖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化的经济的过渡。我们分析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为什么人类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经济形态变迁，旨在明确数字化的经济所处的历史定位。

  第二章则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即将数字化的经济的理论起点误认为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实际起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1996年以来国内外对数字化的经济理论的认知历史进行梳理。这一章将详细回顾过去30多年来的相关理论发展。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根据我们提出的数字化的经济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分别进行探讨。第三章重点讨论信息经济，分析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带来的信息形态变化。第四章聚焦于网络经济，探讨网络技术的进步及其形成的经济形态和经济业态。第五章则讨论2010年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些进步所催生的新业态。

  第六章简要回顾中国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历史，强调在全球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数字化的经济如何奋力追赶并实现超越。全书大约30万字，以上内容构成了本书的整体结构。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化的经济是有历史的，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不承认数字化的经济的历史，就不会关注数字化的经济史。而缺乏对数字化的经济史的关注，将不利于当前数字化的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及数字化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若对历史没有清晰的认识，恐怕难以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其次，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史本质上是一部技术创新史。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史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尤其是技术方面的知识。这意味着研究数字经济史必须掌握一些硬知识，包括算力、算法、算术和网络等基本概念。例如，大数据的基本概念等都是必须要有所了解的内容。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通过其著作《未来简史》、《人类简史》和《今日简史》三部曲，展示了他不仅仅是一位世界史系教授的知识结构。他的观点是，人类的进步或变革主要受两大技术进步的推动：一是生物技术，二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而信息技术的进步则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赫拉利在书中大量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专门讨论了技术团队的作用。

  这种观点也影响了我们对数字经济研究的看法。我们认为，在研究数字经济时，需要将工科学者纳入团队，至少在很多知识领域需要向他们请教。例如，我和吴伟平博士在撰写这本书时，确实学习了一些新知识。在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向计算机技术专家请教。

  进行中外尤其是中美数字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对于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目前，美国视我们为主要竞争对手，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竞争尤为激烈。随着数字技术的高墙小院逐渐筑起，要通过数字技术展开竞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美国的数字技术创新史。同时，世界各国都在制定政策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也需要了解各国采取了哪些数字经济政策。了解他们的数字技术创新史和数字经济政策史，我们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第三，中国数字经济史应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在农业经济时代，我国曾领先于世界，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经济文明和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力。但在工业经济时代，我们落后于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70多年的努力奋斗，现在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演员，成为了一线的演员。

  在工业经济时代落后于世界，在数字经济时代，经过70多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的技术进步及其所支撑的数字经济有望领先于世界。这也是登上世界前沿舞台的时候，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中国数字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字经济史。例如，数字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如数控机床，其实就是数字控制的机床。在没有数字控制之前，是人的手工控制。在50年代，我们接受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项目和694个项目中，如大型机械厂已经有了数控机床，那时已经有了数字技术的应用。

  第四，数字化的经济史应被纳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近年来，数字化的经济本科专业广泛设立，国内已有上百所高校设置了数字化的经济本科专业。2024年，近百所高校新增了数字经济专业硕士点，2025年首批招生，可能到明年，新招的数字经济硕士生可能超过1000人。

  为了培养好数字化的经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必要让他们对数字化的经济史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这也是教学的需要。教学的需要也呼唤我们从供给端提供教学所需的数字化的经济史教材和著作。这样我们可以培养出更多懂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